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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欧盟推进下的塞浦路斯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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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进下的塞浦路斯民主化进程


作者: 钮 松

  [内容提要]以“人的安全”为核心安全观的欧盟因地缘因素对邻邦尤其是中东北非产生了巨大关注。欧盟整合“李普塞特假说”和罗斯克莱斯“贸易国家”、“虚拟国家”思想造就了其“经济促民主,民主促安全”的逻辑顺序和实践路径。欧盟通过欧塞问的联系国协定、议定书、吸收塞入盟和加入欧元区等经济为主的方式促进了塞浦路斯南北双方在民主选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妇女权益改善等领域实现了民主化的发展,而这促进了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和解步伐的加快。欧盟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模式塑造的独特角色为其推进的塞浦路斯民主化乃至世界民主化都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欧盟 塞浦路斯 民主化 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D73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56-08 
   
  欧盟推进塞浦路斯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与动机 
   
  二战是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分水岭,老牌世界大国英、法受到极大削弱,欧洲强国德国一败涂地。伴随着美国走向世界大国步伐的是欧洲国家的全球收缩。欧洲的核心大国英、法、德均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内部事务和邻邦事务上,这为日后欧盟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基调。欧盟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消除了欧洲内部战争的根源,较好实现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保障;其通过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西欧联盟(WEU)实现了欧洲国家对抵御外部军事安全威胁的需求。二战后至今60余年的历史和现实证明,欧洲既无内部国家(首先主要是西欧)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无外部国家施加的战争行为,其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确实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而这与世界许多地方仍旧战乱频繁、冲突不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 
  与欧洲在传统安全领域得到确实保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内部新的危机在加剧,外部面临新的挑战,这些危机与挑战更多出现在次国家行为体。对欧盟而言,欧洲本土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伦敦地铁大爆炸、马德里大爆炸和巴黎的骚乱固然有着内部的根源,但是实施这些行动的组织或个人多多少少会与其“伊斯兰文化地带”(ICZs)尤其是其中的“被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理空间上的公认集合体”,即中东地区的同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作为欧盟邻邦的中东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或个人对欧洲产生了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伴随着国际政治由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发展过程的是,欧盟的安全认知也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拓展,这种拓展体现的是安全认知领域的延伸,在此背后显示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的人性――安全利益的主体由国家中心向作为个体的人的转变。作为超国家区域组织的欧盟,其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模式促使其安全观的重心置于“人的安全”(hu/nan security)上。所谓“人的安全”,既指狭义的“身体的安全或者个体的安全”,又主要指广义的涉及人的“生存、安全和尊严”,以“增强人的自由和人的满足”。欧盟所期待的是一种共同安全局面的出现,实现欧盟与中东“人的安全”的最大实现。 
  欧盟对安全的感知存在一种随着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心理踏实感,自19世纪末以来产生于西方中心论的“近东”、“中东”和“远东”等词汇既基于这些地方距离欧洲地缘政治的远近,又基于它们的安全局势对欧洲的冲击。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节的欧洲关注着两个“东方”:它将关于邻近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及其属地引起的系列问题称为“东方问题”,而中日甲午战争引起的亚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则将欧洲的目光极大吸引至更远的东方,中东的概念则相对模糊,指介于近东与远东之间的地区。二战后,“近东”一词基本被“中东”所取代,今日的“中东”涵盖了包括“近东”大部分地区在内的西亚北非地区。塞浦路斯是介于亚欧之间地中海上的岛国,地理上属于亚洲。和意大利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欧洲与中东伊斯兰关系史上地位相近的是,塞浦路斯也处于以希腊一罗马文明为基础的欧洲文明与发祥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明文化、军事交流的最前沿。欧洲在16世纪走向全球之前便驱逐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伊斯兰政治军事势力,恢复了基督教的统治。与前两者所不同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71年征服了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长期统治的塞浦路斯,伊斯兰势力的存在一直延续至今,这为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间的冲突与分裂埋下了伏笔。塞浦路斯的冲突直接牵涉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和准成员国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正是由于塞浦路斯从与欧盟的地缘关系、政治关系等重要地位,欧盟将塞浦路斯视作其“经济促民主、民主促安全”的中东民主化路径中处于最高关注度的国家,将其从冲突外部解决的对象吸收入盟以进行内部消化。塞浦路斯的民主化发展将对欧洲与中东关系、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关系、国家和国际冲突的解决有着重大启示作用,而实现欧盟自身的安全是最主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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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进塞浦路斯民主化进程的理念与方式 
   
  欧盟的发展历程便是自由主义思想发扬光大的历程,其一体化过程尤其注重经济和贸易合作、政治协商谈判和文化多元理念。虽然欧盟在民主与和平、安全的关系上与美国有着相同的理解,但其不同之处在于,欧盟重视经贸合作关系与民主化之间的链接及实际运作。尽管塞浦路斯的冲突处于一种脆弱的不战不和的均势――冻结(frozen)状态,但暂时的以绿线为标志的停战并不意味着和平,因为“冻结的冲突和不被承认的国家也通常被视作法律缺失和有组织犯罪的孤立地区,它的影响将渗入欧洲其他地区”。“欧盟的安全政策强调将邻邦视为欧盟外部行动的一个关键的地缘优先考虑”。除此之外,出于塞浦路斯冲突所涉及的利益攸关方等方面的考量,欧盟努力在经济、民主与安全三者的关系上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经济与民主的关系研究主要基于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年提出的规范性假设,“归入经济发展之下的这些要素带给它作为政治相关物的民主-[5]80,即经济繁荣促进政治民主。这种假设被称为“李普塞特假说”,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假说”。李普塞特认为,“自亚里士多德延绵至今,人类声称,仅在一个相对少的居民生活在真正的贫困的富裕社会才有可能存在如此形势,即大部分人可以理性地参与政治并发展出必要的自制以免于屈从于那些不负责任的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的诉求。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Jackman)在李普塞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其主要局限性在于“李普塞特定义‘民主’的方式上”。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从90年代初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他在2004年提出,“通往民主的道路是多样的”,“但是一旦民主得以确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它的生存依赖一些易于确认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收入(Der capita income)”。詹姆斯・罗宾逊(Jallies A.Robinson)则在2006年进一步提出,在他设计的模型里,“人均收入与民主是相关联的”,“但在这个主题上仍有许多需要了解的方面”。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2年开始提出并于2002年重申了自己的经济哲学,他认为竞争资本主义产生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则对经济与民主的相互关系在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检验后得出理性的看法,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验主义思考。他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但不能得出“或多或少的民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结论。不难看出,众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得出的结论主要对民主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分歧,但对于经济对民主的影响仍与研究的起点――李普塞特假说存在共识。 
  和其他学者不同,罗斯克莱斯(RichardRosecrance)另辟蹊径,未直接提及民主问题,而主要探讨了经贸与和平、安全的关系。罗斯克莱斯一反现实主义将政治军事视为高级政治,其余领域视为低级政治的观察视野。他认为国际关系里存在着“两个世界”:由领土体系而来的军事政治世界和由海洋或贸易体系而来的贸易世界,前者是战争的世界,后者是和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无高低之分,只有观察的逻辑起点的差异。贸易国家(trading state)通过经济方式进行对市场的征服,这与传统战争国家通过军事政治方式进行对领土的征服所导致的战争结果截然不同,即罗斯克莱斯所认为的经济促进和平。基欧汉赞扬罗斯克莱斯体现了“纯粹的自由主义,系由孟德斯鸠和康德的著作衍生而来”,他同意罗斯克莱斯的看法,认为“当代的贸易国家比那些较少贸易倾向而偏重自给自足社会的政府更多倾向和平”。十年后的1996年,罗斯克莱斯提出了“虚拟国家”(virtual state)的概念,即“已经减缩位于领土之上的生产能力的国家,这是从土地解放出来的逻辑结果”。虚拟国家注重的是别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是对贸易国家的新发展,因而它更是一个“协商实体”(negotiating entity),“虚拟国家、企业联盟和基本的贸易伙伴关系预示着和平时代”。 
  欧盟的理念与“李普塞特假说”和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国家”和“虚拟国家”思想十分契合。而欧盟自身机构和领域渐进式的拓展和成员国数量的增长过程也极大影响了其对外战略上的行为方式。立足于渐进式行为方式的欧盟不期望罗斯克莱斯式的经济对和平的直接促进与实现,而是在经济起点与和平、安全目标之间设置了民主化的过渡,有机地将李普塞特与罗斯克莱斯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其实际可行性和操作性有增无减。欧盟以经贸合作、协商谈判和吸收入盟等手段推进塞浦路斯的民主化进程,以期最终实现共同安全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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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欧盟加强与塞浦路斯的经贸合作,并逐步开展与北塞浦路斯的经贸往来。欧盟很早便与塞浦路斯开展经贸合作,塞浦路斯入盟之前这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联系国协定、四个财政议定书和入盟前战略。欧共体与代表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当局(GCA)早在1972年12月便签订了于1973年6月正式生效的“欧塞联系国协定”旨在分两个步骤(stage)建立关税同盟:第一步(1973~1977年,后延至1987年)和第二步(1988~2002年),其中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phase):第一阶段(1988~1997年),旨在减少制造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关税;第二阶段(1998~2002年),旨在实现完全的关税同盟。在欧塞联系国关系框架下,双方签订了四个财政议定书来具体推动,主要包括:第一个议定书(1979~1983年),开展基础设置建设;第二个议定书(1984~1988年),促进塞浦路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第三个议定书(1989~ 1993年),转变塞浦路斯竞争部门的发展思路;第四个议定书(1995~1999年),促进塞浦路斯希腊族区经济与欧盟进一步融合。从1979~1999年,欧盟为塞浦路斯提供了总额为21000万埃居(ECU)的多种形式的财政支援,其中希腊族区获得了其中的96%,达到20180万埃居。It412000年3月,塞浦路斯接纳了“实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人盟前战略规则”(2000~2004年),希腊族区收到平均每年1140万欧元的入盟前援助。欧盟在20世纪70年代便与北塞浦路斯(TRNC)有着援助关系,出于主客观原因援助额极为有限,主要通过同时受益南北双方的两族计划(bi-communal proiects)来实现。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之时,欧盟便开始考虑解除对北塞浦路斯长达30年的贸易禁运。欧盟在2004年给予北塞浦路斯25 900万欧元的财政援助后,于2006年设立与在希腊族区建立的联络办公室没有隶属关系的“财政援助办公室”,这“将构成北方与欧盟之间首要且最有形的联系”。2008年6月,塞浦路斯不再反对欧盟对土耳其族区的援助。欧盟加大对北塞浦路斯特别是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援助计划,如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9月宣布投资400万欧元帮助北塞浦路斯建设一个试验性的太阳能电站。 
  第二,欧盟吸收塞浦路斯成为正式成员国。欧盟对于自身边界的界定是模糊的,欧盟并非局限于欧洲国家的加入,其真正的边界延伸至那些欧洲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基于地缘优势和历史联系的地中海沿岸亚非欧国家更易于理解欧洲价值观念,“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国家被号召恢复曾与欧洲分享的Mare Nostrum精神”。即便如此,从当前现实看,欧盟并不想过分突破欧洲的限制,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大部分国家并不在其目前的扩展计划之内,这就让人产生了许多疑惑,“即然人盟前景已被排除,为什么邻邦的‘欧洲化’(Eumpearfization)必须接受精细的‘欧盟化’(EUization)标准”。欧盟愿意接受塞浦路斯入盟并非偶然,从逻辑推理看,这有助于重塑希土关系和促进欧盟安全与稳定的实现;从信仰角度看,塞浦路斯虽被归在亚洲国家之列,但其却是与亚洲大陆分离的岛国,其大部分人口是来自欧洲的希腊族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代表分裂的塞浦路斯中央政府的是希腊族统治区,这里拥有欧洲人天然亲近的文明源头希腊文明和基督教背景。塞浦路斯共和国(RoC)于1990年7月3日分别向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联营发出申请加入的信函。面对塞浦路斯政府的积极态度,欧盟在1992年的里斯本峰会上指出:“(与塞浦路斯的)关系将在联系国协定、成员资格申请和加强政治对话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强化。”1994年6月,欧洲理事会在科孚决定塞浦路斯将作为下一轮的吸收对象。经过十年的谈判,塞浦路斯希腊族区代表中央政府于2004年5月正式加入欧盟。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塞浦路斯 将在经贸领域享有诸多《入盟条约》规定的权利,如商品的自由流动、人的自由流动、自由提供服务,并在公司法、竞争、农业、渔业、交通、税收、统计、能源和关税等领域享受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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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盟在吸收塞浦路斯入盟后又促其加人欧元区。如果说欧盟是迄今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组织的话,欧元则是发展最为成形的跨国货币,两者都代表了欧洲所引导的人类发展的新动向。欧元区是伴随着欧盟肇建之初共同市场和统一市场思想发展而来,欧元作为“单一货币也是统一市场的逻辑补充,使它更有效率”。以欧盟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欧元能减少货币交易成本、更好免于经济震荡和提供一有形的欧洲认同符号。正因为如此,新入盟的转型国家多迫切要求加入欧元区。塞浦路斯在加入欧盟之后,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都进行了相应的变革,尤其是共同关税税则(CCT)等体系得到吸收。2005年5月,塞浦路斯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二(ERMⅡ),这是塞浦路斯加入欧元区的关键步骤,因为候选国只有加入ERMⅡ2年后才有资格申请使用欧元作为本国货币。塞浦路斯在欧洲央行(EcB)和塞浦路斯中央银行的指导下实施了欧盟委员会公报中所规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监督宏观经济发展”并进行了“旨在增加经济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结构性改革努力”。2007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塞浦路斯2007年融合报告》中称:“塞浦路斯已经实现高度的稳定融合”。塞浦路斯也最终通过了《国家转换计划:从镑到欧元(修正案)》(2007年8月)和《欧元采纳法》(2007年10月)等并最终于2008年1月1日加入了欧元区。正如塞浦路斯财政部长米歇尔・萨里斯(Michael Sarris)所言:“得益于采纳欧元的塞浦路斯经济事实上处于非常强大的位置并能收获重要和持续的利益。” 
   
  欧盟民主观与塞浦路斯民主化发展 
   
  欧盟在经济与和平、安全目标之间设置了民主化的中间步骤,对民主概念的厘定就显得十分重要。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低迷和冷战结束前后的辉煌之后,在“9・11”后因布什总统的中东战略而遭到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强力移植的制度民主并未带来两国内部和外部的和平。欧盟更注重“大众化的权力”和“达成决策途径”两种民主形态的调和,进而演变成强调民众自由与人权的观念民主和进一步的建立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民主的逻辑发展。在此基础上的欧盟的“民主和平论”实际上已经超越米切尔・多伊利仅仅将和平理解为战争的对立面及它的实现限定在民主国家之间层面的看法。欧盟的民主观具体体现在多个文件之中,尤其是《财政手段推进世界民主和人权(2007~2013年)》,主要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实现,包括集会与言论自由、法治与独立审判、政治多元主义、性别平等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或地区文件中涵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等。塞浦路斯南北方各自的母国希腊和土耳其的欧洲化和欧盟化过程中的民主化发展对塞浦路斯南北的影响不可忽视,希腊族区加入欧盟更是深化了其民主化发展,土耳其族区因土耳其自凯末尔革命以来世俗化、民主化所体现的民主与伊斯兰教兼容而并未出现对于民主的不适应,这也为欧盟所期待的塞浦路斯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塞浦路斯的民主化进程主要体现在: 
  第一,塞浦路斯的民主选举有所发展,趋于理性。塞浦路斯1960年从英国独立之时便确立了以民族为基础分权制,从总统、副总统职位到议席的分配无不遵循此原则。从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权制是存在根本缺陷的。政治的过程就是利益的分配过程,而成熟社会的利益分配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竞争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社会组织的诉求而非民族或宗教的区隔来实现。塞浦路斯共和国首任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63年力促塞浦路斯“希腊化”(Hellenisation)的“十三点计划”导致了土耳其族政治家退出联合政府和议会,希腊族领导人1973年旨在促使与希腊合并的流产政变直接导致了1974年至今塞浦路斯的南北分裂局面的出现。狭隘民族主义主导的政治发展激化了双方非理性的斗争。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尤其是塞浦路斯于2004年5月成为欧盟成员国后,多数南北政治家和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民族主义束缚而理性选择能够带领走向国家认同和共同繁荣的领导人。2005年2月,支持统一的共和土耳其党(CTP)赢得北塞浦路斯“议会”选举。2005年4月,支持统一和北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共和土耳其党候选人塔拉塔(MehmetAli Talat)获得55.8%的选票当选“总统”,前“总统”登克塔什(Rauf Denktash)自愿结束其对土耳其族区超过半个世纪的权威统治为自由竞争选举铺平了道路。塔拉塔从权力合法性来源到现实政治理念对于登克塔什都是一种契合时代的超越,他“绝非他前任的副本”,他要“摆脱登克塔什的遗产”。2008年2月,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选举被视为该国人盟后的第一次民主进程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统一都被候选人当作竞选口号,但是2004年安南计划的失败还是影响到帕J怕佐普洛斯(Papadopoulos)总统寻求连任的努力,最终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赫里斯托菲亚斯(christofias)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53,37%的选票当选总统。塞浦路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斯塔维洛斯・托姆巴佐斯(stavros Tombazos)博士认为尽管劳动人民进步党前身为塞浦路斯共产党,但它已不从属于旧式的共产主义学派,它“更亲近社会民主党”并“一直对欧盟持友好态度”。欧盟承认了作为成员国的塞浦路斯的总统选举结果。塞浦路斯南北新领导人于2008年5月23日进行了首次会谈,并于9月11日开始了实质性统一谈判。虽然塞浦路斯的统一仍然不能一蹴而就实现,但统一的基础和动力有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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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塞浦路斯市民社会成长迅速,市民社会组织(cSOs)或日非政府组织(NGOs)纷纷出现。市民社会是个古老的概念,启蒙运动之后被赋予新的关注。作为近代第一位政治思想家的霍布斯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最符合当代普遍理解的概念,即在利维坦荫护下的人们在自愿限制自身自然权利的前提下不损害他们的大多数权利。市民社会的具体化便是有着共同利益、目的和价值观的各种组织。欧盟委员会甚至“尤为鼓励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促使市民社会组织在欧盟层面的代表资格”。2006年7月,塞浦路斯九个非政府组织联合成立了新组织“塞浦路斯非政府组织网络”(cypms NGO Network),原有九个组织涉及教育、医疗、艺术、妇女、儿童和绿色政治等领域。该组织在2008年一份报告中称,其目标在于“提供鼓励为公众利益工作的非营利组织间合作的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区市民社会组织的效率”及它们之间的“对话”,“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民主参与进程”和“参与欧盟机构决策进程 和事件”,而该组织正在致力于的工作中就包括“提升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地区和欧盟等层次上的对话”。塞浦路斯非政府组织网络将出席2008年10月27~30日在巴黎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国家平台国际会议”,此次大会将是第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将有来自五大洲70余国的非政府组织参加。塞浦路斯该网络之外的其他非暴力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建于1998年的“平等、支援和反种族主义行动”(KISA)。KISA的总体目标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使塞浦路斯社会关心“社会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多元文化社会的优势,移民和庇护框架的改革”;其次,通过系列途径使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要求他们的权利,并促使他们融入和全面参与社会”。2008年1月,KISA质疑之前塞浦路斯最高法院关于否决移民妇女长期居留权的判决,认为这将造成社会的混乱以至于不得不“向欧盟委员会告发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所属机构,包括最高法院违法共同体法律的行径”。欧盟委员会也正式作出了进行调查积极回应。 
  第三,塞浦路斯妇女权益的改善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性别平等一直是欧盟为自由民主社会设定的重要选项,这体现在多样权利之中。塞浦路斯共和国尤其是希腊族区的妇女权益在国家独立之前便有着良好的基础,独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盟的努力,其妇女逐渐向自觉和自发性道路发展。早在1988年,塞浦路斯便设立了作为各妇女组织协调组织的“争取妇女权利中央常设机构”。近年来,塞浦路斯妇女参与国际和地区性社会活动动作频繁,在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共同努力下,塞浦路斯妇女两次组织巴勒斯坦儿童前来度假,以帮助他们治疗精神的创伤。2002年,一个名为“携手跨越鸿沟”(Hands Across the Divide)的妇女组织开始了促进塞浦路斯和平的民间运动,它是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妇女共同组成的该国第一个妇女非政府组织,2003年7月9日,该组织在南北分界的勒德拉宫举行了被称为“灰姑娘示威”的活动,2004年3月,该组织号召政治家用“性别视野”考虑两族和两性的权力平衡,所有活动目的都在于促进国家统一。2006年4月30日,塞浦路斯妇女用多国妇女捐赠的11万余件文胸串成长达111公里的“文胸链”从而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该项活动的主办方更重要的意图在于提高公众对于乳腺癌的认识和对女性的关爱。2007年8月8日,首都尼科西亚61位母亲参加了为响应“国际母乳哺育行动联盟”倡导的“国际母乳喂养周”而举办的集体哺乳活动,旨在唤醒民众对母乳喂养与健康的重视。尽管塞浦路斯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能力有很大提升,但仍有着提升的空间。虽然塞浦路斯女性长期失业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但却是该国男性长期失业率人数的两倍,而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25%,高于欧盟2004年15%的平均水平。2008年3月,塞浦路斯统计局(CYSTAT)出版了《塞浦路斯妇女统计数据》,就相关问题运用翔实数据指出了发展的缺失与不足。塞浦路斯劳动研究所的波利娜・斯塔夫罗(Polina Stavrou)就此事发表评论认为:“很清楚需要新的进步性的公共政策来提升妇女在塞浦路斯社会中的地位。” 
   
  结语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还认为在很多方面可以“观察欧洲的缺席,或者它处理国际危机――从波斯尼亚或非洲大湖到最近的伊拉克危机的准备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前后的欧盟在国际上的独特运行方式在持续数十年后逐渐被人们越来越清晰认识,其推进的塞浦路斯乃至世界民主化进程多是卓有成效的。 
  欧盟的成功经验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准确的角色定位,比较容易为对象国所接受。瑞典哥德堡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m)认为欧盟的角色由两部分组成:纯粹的经济力量(power)和社会政治机制模式(model),且两者都代表着与过去建立在军事强权基础上国际关系的决裂。经济力量方面,欧盟基于“贸易国家”的经济理念,战后的西德和日本便是这种经济力量的代表;社会政治机制模式方面,欧盟基于“规范化”的理念,致力于将自身的规范(norms)推及全球达到普适化,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便是这种社会政治模式的代表。瑟伯恩进一步将两者称为“德国的欧洲”(German Europe)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欧洲”(scandinavian Europe),前者将“要求保持欧洲机制特性和关注世界人权与民权的新的努力”,后者将“产生新的大批大规模的竞争”。这恰好对应欧盟外交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维护民主人权和促进经贸合作。 
  处于分裂状态的塞浦路斯南北双方都能相对容易接纳欧盟的政策,尤其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之后,冻结在“绿线”两侧数十年军事冲突再次解冻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加渺茫。欧盟的角色逐渐重塑了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个塞浦路斯问题的利益攸关国,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伴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实现了巨大的民主转型,而这又分别影响了塞浦路斯南北两方。北塞浦路斯当局意识到,“即使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这个政府还是可以获得国家身份的大部分外部标志(例如台湾)”,但是这种外部标志带给它的实惠是微乎其微的,全世界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权的仅有土耳其一国,它还面临着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不被承认的国家和那些过份自闭的国家往往沦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欧盟近年与北塞浦路斯当局的经贸关系发展也或多或少建立在其民主化进展之上,而北塞浦路斯民主化的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双方经贸领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塞浦路斯南北在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上并未表现出悬殊的差异与深刻矛盾,统一的症结主要在双方曾经的极端民族主义留下的后遗症,欧盟新自由主义理念推进下的塞浦路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在塞浦路斯不久的将来出现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所期待的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会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塞浦路斯问题的缓和和解决也将为希土关系改善扫清障碍,这对于欧盟将冲突纳入盟内解决方案也将会是重要的验证。 
   
  (责任编辑: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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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进下的塞浦路斯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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